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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精装 人文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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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59.00

  • 著者:183023
  • 出版时间:2023年05月
  • 版次:1 印次:1 页数:271页
  • 开本:32 册数:1 卷数:1
  • ISBN:978-7-100-22182-5
  • 读者对象:专业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
  • 主题词:演讲研究
  • 人气: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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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稽历史深处的“演说”

寻找“触摸历史”的入口

陈平原教授人文史研究新近力作

演说,是现代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而这声音的背后,有人、有文、有思想、有时代。

虽然相较于文字,声音更易于消失于历史的深处,但那些留存下来的珍贵演讲,那些关于演讲氛围的生动描摹,那些对于演讲现场的光影留念,都为我们复原了一个“有声”的现代中国。

陈平原教授的这部新作,可以说是一次特殊的探索:通过钩稽“演说”的变化,兼及阅读(文字)、倾听(声音)与观看(图像)三种触摸历史的路径,呈现出一个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现代中国,也借以透视整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氛围。

显示全部 作者简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1998、2003、2009、2013),以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2016)、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21)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等著作三十余种。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近期出版的随笔集包括《故乡潮州》、《大圣遗音》、《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增订版)、《怀想中大》(增订版)、《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等。

显示全部 内容简介

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演说在晚清的兴起,令人瞩目。整个20世纪中国,但凡有效的思想启蒙或广泛的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正因此,对于现代“演说”的研究,不仅涉及其具体内容,更牵涉演讲的立意、文体、姿态、听众反应及传播效果等诸多视角。而所有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与诉求,更与整个时代的风尚与精神相契合。

正如作者陈平原教授所言:“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本书亦希望借助那些隐匿于寂静深处的“演说”,寻找触摸历史的入口。

显示全部 目 录

导言:聆听演说与触摸历史
第一章 演说之于现代中国
一、作为“声音”的演说
二、演说之视觉呈现
三、演说之听觉记忆
四、演说之魅力及其可能性
第二章 晚清画报中的声音
一、画/话说声音
二、“戏园子”如何“进化”
三、与学堂、报章结盟
第三章 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
一、“演说学”之传入
二、演说的定义与溯源
三、分类、技术及姿态
四、“无边的国事”与“有声的文学”
第四章 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
一、演说之氛围
二、演说之乡音
三、演说之变奏
四、演说之危险
五、演说之诗性
第五章 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工作报告、专题演讲以及典礼致辞
一、伪装成口语的书面语
二、日渐进入书面语的口语
三、文体感的缺失与重建
附录一 孙中山关于教育的六次演说
附录二 作为演说家的闻一多
附录三 “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总序
参考书目

显示全部 精彩试读

关于演说的定义、功能、分类,这些技术性分析,更多属于学院派的“纸上谈兵”;有经验的演说家,会根据现场氛围以及主客关系随机应变。谈论“现代中国的演说学”,最容易达成的是基本训练,比如声音、姿态、表情、手势等;至于思想、立场、学养、修辞,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无法一蹴而就。演说确实有技巧的一面,但谈论现代中国的“演说”,绝不能限于技巧,必须把“无边的国事”带进来,这文章才可能做深、做细、做大。

梁启超之所以特别强调“演说”对于改良群治的意义,很大程度基于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了解:“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十年后,《图画日报》以图文并茂形式表彰“上海社会之现象”,第一则便是《演说家》:“自欧化东渐,人民知西人演说之举,最易开通知识,灌输文明,于是皆开会演说。初惟绅学界有之,近则商界及女界亦然,且恒有请人代表者。而尤以上海为独开风气之先,此举更盛。因图之以征社会之进化,并作赞曰:……”。又过了二十多年,余楠秋撰《演说学概要》,照样呼应梁启超这一思路:“现在的中国人,大多数是不识字,不能读书,然而他们的耳朵,是可以听的;吾人如果想要引这大多数的中国人,入到正轨,非先说服他们不可。”当初中国衰弱贫困,教育极为落后,“演说”显得很重要;但今天中国,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过半,为何还需要“演说”?这就说到,在接受信息、传递知识、培育思想方面,眼睛与耳朵各有分工。任何时代,即便满腹经纶的学者,也都愿意倾听——假如演说很有质量的话。

这里所说的演说的“质量”,主要不是指技巧,而是内容。所谓“振聋发聩”,指的不是音质、音高或音量。所有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更与整个大时代的精神氛围相契合。有感于此,我才会在第一章的结尾写下这么一句:“所谓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

一百年前,那位曾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留日学生袁泽民(1881—1927),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上轨道的演说学著作,强调演说对于现代政治的功用:“上可以应援政府,指导政府,监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会,开通社会,改良社会。小可以结合志意之团体,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舆论,利益之处,不可胜言。”这一设想,未免过于理想化。起码在现代中国,作为一种技术及文化的演说,“警醒社会”可以,“指导政府”则做不到;至于“造就世界之舆论”,那必须背后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

现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孙起孟(1911—2010),曾撰有《演讲初步》,提及神圣的抗战“为我们冲破了说话的禁忌”,否则,“我们只要想一想茶馆酒楼里贴着‘莫谈国事’条子的时候是怎样一番光景”,就明白演说的边界与局限。演说并不透明,声音背后有人、有文、有制度。借勾稽演说的变化,来透视整个时代的政治及文化氛围,未尝不是一个好主意。